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北京案例

 

　　在过去30年中，北京市总人口翻了一番，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2010年末已达到1961万；伴随人口的增长，北京城区面积已经拓展了700%，至2005年，北京市域建成区总面积已达到1209.97平方公里，约相当于1973年建成区面积的6.6倍，净增建成区面积1026.13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扩展约32.07平方公里——这是统计数据中的城市扩张。30年前，五道口地区还是一片农田，如今商贸繁华；15年前，立水桥、天通苑还是一片荒芜，现已成为北京著名的“卧城”——这是我们和父辈人生经历中的城市扩张。

 

　　在城市快速且无需的扩张背后，是沉重的生态代价：城市建设和城市活动导致城市水系结构的变化和功能的衰退；人为干扰下生物栖息地的减少和破碎化导致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降低；山区建设活动的增加家具地质灾害隐患和水土流失风险；中心城区人口与建设活动的高密度聚集到至空气质量恶化和热岛效应加剧。纵观世界各大城市的发展历史，人口的聚集和空间的扩展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被打破之前，中国的首都北京已经经历的城市化历程和将要面对的城市扩张压力，会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城市来得更加严峻。但是，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并不是城市扩张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因此，作为规划师，我们有必要回顾并反思这个城市的规划历史。1953年的《改建扩建城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是北京的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其中提出城市的总体发展战略是有步骤地改变自然条件，为工业发展创造条件历程本身；视土地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是当时空间规划的价值观基础，直到1993年第四次城市总体规划时期，才开始意识到土地的生态功能。

 

　　虽然2004年的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已经更进一步的提出了禁限建区划分，更重视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但是传统的空间规划方法依旧是使规划约束力滞后甚至失效的元凶：首先，几乎所有的传统规划都试图把人口预测与控制凌驾于空间控制之上，把城市空间形态的引导依赖于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规划的实施效果都惊人相似，北京市总人口屡屡突破限制，以人口测算为基础的空间控制随之土崩瓦解；随后，传统规划方法也似乎打算“优先保护生态”，所以才有了禁限建区的诞生。对中心城区而言，对CBD和新型工业园而言，郊区，农田，山林，仅仅是个模糊的背景，平谷的桃花、怀柔的板栗是只在节假日添色，所以可以想当然的“被保护起来”禁止建设。但是，远郊区和山区的蓬勃发展表明了一个坚定的事实：模糊的、盲目的保护等于不保护；在区划式的禁限建区保护政策下，截然的保护区与发展区的划分，割裂的是土地生命系统，也是地区的发展权限。

 

　　十多年来，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区，研究团队的足迹几乎遍布北京市域16410平方公里。骑行温榆河；与农民一起席地而侃；沿着古老的乡道寻找几乎快消失的“娘娘庙”；奔走于各个水文站、乡镇府以搜集最基础的数据……基于这种对区域的系统深入了解以及前述对传统规划理念的自我反省，一步步坚定了我们的认识：对于北京这样一个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城市化地区来说，任何“轻视生态保护”或“盲目、模糊的保护”都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应对北京市未来更迅猛的空间增长（北京的人口和建设用地增长趋势显然不会如各方规划所期望的那样被遏制），需要一个更加前瞻性的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战略，需要更加明确而清晰的辨析出城市扩张的生态底线。基于“反规划”和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发展空间战略分析是必然的选择。

 

　　2007年，厚积薄发，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开始了对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的全面系统研究。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是一个涵盖多种生态保护目标和策略的综合性空间格局。针对北京市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关键性生态问题，确定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应该达成以下目标，并结合各类城市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数据，应用多种GIS空间模型进行雨洪水淹没模拟、生物栖息地评价及生物迁徙模拟等，分别构建相应的安全格局：

 

　　●  综合水安全格局：在最有效的区域最大化滞留雨水以回补地下，使城市免受洪涝灾害（包括内涝）的威胁；保护城市最重要的地标和地下水源；

 

　　●  生物安全格局：保护关键的生物栖息地和生物迁徙廊道，建立有效的生物保护网络，最大限度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  地质灾害安全格局：有效的规避地质灾害和水土流失；

 

　　●  文化遗产安全格局：保护北京丰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建立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网络；

 

　　●  游憩安全格局：建立城市游憩网络，是不同出行方式的市民能够更安全、便捷、舒适地到达各类户外游憩场所。

 

　　将不同生态保护目标的安全格局综合叠加形成综合的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以西——北山体（包括大型地表水源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浅山区和平原区重要地下水回补区，以及大型湿地和基本农田集中分布区为核心；以河流廊道、防护林带、文化遗产廊道为骨架的生态廊道和游憩廊道；以城市集中建设区内的林地、滞洪湿地和公园绿地为斑块；构成基质——斑块——廊道镶嵌，点——线——面相结合的生态基础设施网络。

 

　　在此，有必要强调“网络”这一空间形态，这也是不同的规划价值观和方法论落实到规划空间成果上，而与传统规划结果表明出来的明显差异。因为重视鸟的飞翔、鹿的奔跑、流水的倾泻、人在自然中的体验……这些动态的，活的自然过程，所以拒绝静态的，切割分块式的土地保护途径。静态的水源区保护被联通的河流廊道保护所取代；割裂的自然保护区模式被动态的“生态栖息地+生物迁徙廊道”模式所取代；独立的文保单位保护被整体的文化遗产体验网络所取代。

 

　　同时，研究成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多解的方案：a.底线安全格局，是城市发展和扩张的底线，通过最少的用地面积保护城市生态安全所需要的最核心的生态服务，在城市生态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b.满意安全格局，在保护城市安全底线基础上进一步保护部分外围的缓冲区域，是城市生态环境达到满意状态；c.理想安全格局，城市生态环境优良，最大限度保护管建生态过程的完整性，并将提供丰富的生态系统服务，需要最大面积的保护用地。

 

　　在完成了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的空间辨识后，我们更迫切地需要明确以下的问题：a.它与未来的城市增长的关系如何？b.怎么保障它的实施？规划师、设计师应该做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

 

　　“预景”方法的应用能够很好地回答第一个问题，区域和城镇发展是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等多种过程相互制约——博弈——协调发展的结果。基于GIS技术和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所提供的大量空间模拟模型，城镇扩张过程、自然生态过程的大体空间趋势都是可以被预测和模拟的。“无约束的城市扩张”，“基于底线、满意、理想三种不同安全水平的城市扩张”和“基于传统土地空间规划的城市扩张”一共五个预景。“无约束的城市扩张”与“过于理想化的城市生态状态”对于北京这样一个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城市，都是几乎不会出现的极端情况，对应的“摊大饼”式城市格局与“田园城市”更多额只是用于警醒世人的“戒尺”和“愿景”。在给予政府的建议书中，我们应该着重笔墨的探讨剩下的三个预景：“城市中的生态基础设施（基于底线安全格局）”、“生态基础设施中的城市（基于满意安全格局）”和“基于传统规划的城市格局”。显而易见的是，规划价值观与方法论的差异使得前两种预景保护了真正的需要保护的生态用地，也真正保护了城市的生态底线。除此之外，预景还有效的证明了一个研究假设：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生态保护战略节约了更多的土地，更适应于北京未来的发展。因为，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预景显示出提供了的可供建设的土地面积远大于基于传统规划的预景。至于，最后是选择“城市中的生态基础设施”还是“生态基础设施中的城市”则更多取决于城市管理者的发展目标。

 

　　无论最后城市管理者选择了哪个城市发展格局，规划师和管理者都同样面临一个头疼问题：如何保障实施？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整个研究团队的知识结构体系。我们能做的就是积极的探索并且配合政府部门，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多样化的应用成果；更大胆更具有前瞻性的研究结论需要被提炼出来，或许能影响决策层，改变基本城市发展理念；更具体且细化的技术标准应该被制定，用于引导同行；明确的政策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需要和政府部门一起探讨，用于规范地方管理和具体的土地利用者行为。

 

　　同时，我们不断的在这个城市寻找着一个个案例点，直接在场地尺度和微观尺度践行宏观尺度提出的研究结论。这些案例点，可能是某个乡镇的委托项目，如通州区台湖镇的设计方案中，有效将基本农田与生态基础设施相结合，实现其滞纳雨洪水、净化水体回补地下的功能，同时结合都市农业项目开发，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这些案例点也可能是研究生的一门课程实习，例如海淀区苏家坨镇，北京大学研究生与哈佛设计学院学生合作，为西山脚下的小镇提供了不同的丰富的发展战略。总之，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的实施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从未停止努力。

 

　　访问Google Earth，查看北京的影像地图，经常会看见一片农田中赫然印刻出如规划图纸上一般工整的街区；前日，网上有人公布了所谓的北京二环内改造方案，俨然的“绿心”、“绿隔”、“绿楔”还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其城市建设中似乎从来不缺乏西方规划理论和各类国际大师的指点江山，但是，严酷的现实恰恰告诉世人，这座城市的发展中却少了点什么，缺少的是一种敬畏：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城市扩张对生态底线的敬畏。只有始终保有着这份敬畏，才能真正“创造生态文明”。

 

俞孔坚. 博士.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哈佛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设计师

袁弘，博士，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