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画报》：俞孔坚-追寻美丽中国的“大脚革命家”

 

　　回国不是一时冲动。哈佛毕业后，俞孔坚多次回国演讲交流，在中国的众多城市，“到处都看到对海岸的破坏，对土地和河流的破坏，对森林和草场的破坏”。“我们正在犯美国和欧洲100年前犯过的错误而不自知。”他觉得，回来纠正这种错误责无旁贷。

　　在北大人文地理学硕士的景观设计学方向上，俞孔坚招收了两三名研究生。但很快，他就觉得有些放不开手脚：“我想给学生和助手发奖金都很难。想增加几间办公用房，跑细了腿，也没办成，还闹得满城风雨，这样怎么做大？”他决定创业。他为自己的景观设计机构取名“土人”，却被工商局以名字不雅为由拒绝注册，注册类别没有“景观设计”，只有“园林设计”，俞孔坚又坚决不接受。直到想要引进留学生创业的中关村科技园领导出面协调，他才拿到执照。

　　自俞孔坚回国，中国的景观设计界就不断响起他的批评之声。

　　他讥讽古典园林是奢侈浪费、矫揉造作的贵族玩物，是“虚假的桃花源”，而某些人却“陶醉于园林国粹”。这引来了园林界的口诛笔伐，甚至有人组织开了个研讨会，出了本集子批他背叛祖宗，背弃传统。

　　对于享誉世界的设计大师，俞孔坚也毫不留情。2004年，他在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的演讲震惊现场：“看看要建的CCTV大楼，用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建同样功能的建筑。一种暴发户和封建意识与风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

　　媒体被他的直截了当撩拨得兴奋的不已，闻风而至，问他挑战大师的信心从何而来？他说，信心就是美的标准。他不否认被他批评的园林和建筑漂亮，但它们不够“真善美”。假山假水假园林，不真；超高造价的标志性建筑和平民生活毫无关系，对国家人民没好处，只为炫耀和展示，只对少数人有好处，不是大善；所以它们也就不美。“批评它们，不是单纯的美学批评，更多是批评那种不正确的价值观。”俞孔坚说。

　　直率的批评给他带来名声也带来了阻力。在早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跟记者抱怨说：“我觉得眼前有一张网，撕也撕不开。”

 

 

 

 

　　生存的艺术

　　回望归国的16年，俞孔坚说，就是个突破一层一层束缚的过程。

　　第一次突破，是中山岐江公园拿到了2002年ALSA的荣誉设计奖。本刊记者问他，参选之前是否想到会拿奖？他说：“当然了，否则我干嘛去参评？”这是俞孔坚的聪明之处：在一个国内陌生的、尚无完备评价体系的领域里，国际大奖能让他变得更有说服力，这或许是他的一种“生存的艺术”。

　　俞孔坚就此踏上了“收割”全世界景观设计领域各种大奖的旅程。他精心打造自己的作品，与那些世界最有名望的景观设计师们竞争，彼此互有胜负。他出版了二十几本著作，接受媒体采访，发表公开演讲，担任大赛评委……他逐渐成为可以和詹姆斯·科纳、阿德里安·戈伊茨、凯瑟琳·古斯塔夫森等“国际明星”相提并论的全球最顶尖的景观设计师。

　　他坚持不懈地给中国的城市管理者——市长们讲座。“这个群体的素质很高，他们急于把城市建设好，只不过需要一个人给他们指出一条好的道路。”他将自己的著作《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免费赠送给市长们，如今这本书已经重印了13版。

　　他坚决不做闭门造车究的学者。他希望走出象牙塔，“对中国的现状做彻底的改变”。

　　俞孔坚的创意变成了各种现实的景观，有能净化水的（上海后滩公园）、有能蓄雨防洪的（哈尔滨群力雨洪公园）、有生态恢复性的（秦皇岛海岸带生态修复）、有农业生产性的（沈阳建筑学院“稻田”校园）……并且这些都是可以被普通人轻松享有的自然空间，而不是冷冰冰的“请勿践踏草地”。

　　在俞孔坚所有的作品里，都有他倡导的野草之美——歌颂野草顽强健康、维护成本低廉并带有几分芜杂和粗糙的美感；有足下文化——讴歌普通人的、平民视角的文化；还有生存的艺术——脱胎于传统农业的低技术和艺术。

　　紧邻2010年上海世博园的后滩公园，是俞孔坚和土人景观的代表作之一。这个黄浦江畔1.7公里长、占地14公顷的狭长地块，原址是钢铁厂和船舶修理厂，俞孔坚将它变成了一个既实用又充满诗意的水净化湿地公园。

　　公园中，溪流蜿蜒，步道交织，遍布芦苇、湿地植被、农作物和树木。废弃的厂房和码头被改造为空中花园和观景台。拆改旧厂房和设备取得的工业垃圾制成再生钢板，再折叠而成锈色钢架，或蛰伏于地面成为铺地纹饰逶迤远去，或翘首于空中成为雨棚、景窗，巧取园中美景。

　　当无数的公园打着“继承传统”和“人性化”的幌子营造亭台楼阁、建造喷泉花坛，开销高额的维护费用时，俞孔坚却反其道而行，不但公园建造和维护费用低廉，甚至可以生产出干净的水和丰富的农作物。

　　溪流其实是一条人工河渠，贯穿整个后滩公园。从江中抽来的污水先经沉淀，再流过梯田和人工湿地，被成片的植物净化。分隔众多湿地池塘的砾石坝能够过滤污染物，也能给水中增加氧气。这套系统每天将2400吨水从劣Ⅴ类净化为Ⅲ类，供给世博园的喷泉和水池，与常规水质净化方法相比，每年可节约500多万元的费用。

　　“他们在浪费，而我在生产。”俞孔坚对此深感自豪。

　　后滩公园中的植物看似自然生长，其实全都经过精心的安排与管理。根据需要吸附的污染物种类，土人景观选择不同的植物，再按照功能、色彩与质感将他们巧妙组织起来。与俞孔坚众多作品相同，公园中种植了大量农作物。在这里，春季收获油菜，夏季收获稻谷、玉米、葵花籽和红薯，冬季收获荞麦。沿河步道还种植着成排的果树。农作物在成为秀美景观的同时，还提供实在的收获，既可以为鸟类、野生动物、水生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也可以分配给维护公园的当地农民。

　　在往来的游人中，有人说在连片的农作物中找到了浦东未开发时的场景，也有人说旧厂房和码头唤起了这片土地前世的工业记忆，还有更多的人只是为了到这儿来寻找宁静、亲近自然，看看污水怎样变成了净水，鸟儿如何栖息和生活。俞孔坚创造的场景就这样与游人的情感产生奇妙的共鸣。用一种现代的设计语言，重新发现和运用传统的低技术手段，满足现代人的需要，这成为俞孔坚作品的鲜明特色。

　　俞孔坚从不掩饰他对于传统农业的偏爱。在后滩公园，他种植各种农作物；在沈阳建筑学院，他种上连片的水稻，让学生们插秧、收获、劳作其中；他甚至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设计了一个名为《田》的方案，将之描绘得阡陌纵横、鸡犬相闻，入围了竞标的最后一轮。

　　在资源紧张、环境恶化的现代社会中，俞孔坚认为只有为了生存节约资源、珍惜土地的下里巴人文化，才能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问题。所以，他将自己的景观设计学概括为“生存的艺术”——源于祖先在土地上谋生时积累的技艺和艺术；将自己创立的景观设计机构也命名为“土人”，带着一种对于土地与人关系的概括和对于“乡巴佬”身份的自嘲与自豪。

　　

 

 

 

　　土人的领悟

　　在俞孔坚定位当代景观设计学的著作《生存的艺术》中，他引用了半个多世纪前景观设计学教育家佐佐木的一句话：“当前，景观设计学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技。”随后，他写到：“不幸的是，除了少数的例子外，过去十几年中，世界的景观设计学都朝着后者的方向发展了。”字里行间透着几分遗憾和悲凉。

　　俞孔坚选择的无疑是前者。1992年，他来到哈佛大学师从理查德·福尔曼和卡尔·斯坦尼兹，二者分别是景观生态学与科学景观分析方法方面的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俞孔坚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景观设计学框架和“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理念。他试图让景观设计学在包括洪水控制、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土地保护和管理等“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往更深的层次探寻，俞孔坚对于环保的关注和乡土的迷恋或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他的童年刚好赶上文革，富农家庭的出身让他与童年玩伴逐渐隔阂，转而向自然和农田寻找庇护与慰藉。他与哥哥经常钻进离家不远的松林，采挖蘑菇，拾柴烧火，给自家的兔子和猪打草料。家里老人讲述的那些林间地头的神怪故事让他既害怕，又着迷。林子里的祖坟让他感觉自己就属于这片土地。

　　俞孔坚至今对儿时穿行在狭窄水稻田埂上的情景记忆犹新，他喜欢那种被植物围绕的感觉。除了稻田，田野上还会间种甘蔗、向日葵、玉米等其他作物，这后来一次次重复出现在俞孔坚的作品中。

　　他公开宣称自己信仰“土地教”，呼唤人类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他这样解释土人景观的名称由来：“景观本来就是体现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的，它应该是‘天地、人、神’合一的。另外，也是‘乡土中国人’的意思，因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国，人与土地的关系是最根本的关系。”

　　对于不符合他这种价值观的做法，他常常表现得像个愤青，用无比尖刻的语言加以不留情面的讽刺和指责。在微观层面，他把古典园林比作“裹脚术”；在中观层面，他把千城一面的中国城市化妆术称作垃圾景观，说那些景观大道“大而无当”，城市广场“无病呻吟”，都是些奢华的、帝王的、封建的、暴发户的建筑，跟普通人无关；他批评传统的城市规划方式是建立在沙丘上的城堡，总是建立在对人口不准确的估计上。他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深圳当时预测2000年的人口是100多万，并按此来规划，结果到2000年达到了700万，差距多大！”在宏观的层面，他反对无度的水利工程，“中国每年能够被洪水淹没的土地不到国土面积的3%，而我们却每年投入数以千亿的人民币来修建所谓的防洪堤和大坝，实际是巨大的浪费，也是对国土生态的巨大破坏。”

　　然而，他说自己与愤青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他是积极的批评者，不只批评，还提出纠正的方法。

　　传统的规划方式不科学，那城市应如何规划，如何发展？“反规划”是俞孔坚的答案：“不要确定这里能盖住宅，那里能盖办公楼。先确定哪里是河流、湿地、动物栖息地、文化遗产等，这些生态基础设施不能动，先给城市搭起绿色的骨架，然后城市就可以健康发展。”

　　水利工程是“无度”的，那该用什么样的方式防洪抗涝？“应该砸掉钢筋水泥的灰色土地，让绿色土地吸收雨水，过滤净化之后还能补充地下水，建立国土‘绿色海绵’系统，而非简单的硬化和渠化河道。”他说。

　　2006年，中央提出了新农村建设，试图通过城市投资反哺农村，改变城乡贫富不均的状况。俞孔坚担心这个政策会导致拓宽马路、固化和渠化河流、拆掉旧村庄及乡土景观转变为“现代化”的景观，使几千年的乡土生态和文化景观被快速抹去。“我感到恐惧。”他说。

　　他立刻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信，提醒中央注意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前，进行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规划，以保护几千年来护佑着祖祖辈辈中国劳动人民的乡土生态和文化景观，它们可以“保护中国当地社会的和谐，防止整个国家生态系统丧失生态弹性以及生命支持、文化和美学价值”。

　　温家宝很快作了批示并责成有关部门研究办理，国家环保部也资助他进行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用了两年时间，他带领北京大学的研究团队调查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格局来保障国土生态系统的整体安全，包括水源涵养、洪水调蓄、生物栖息地网络等维护自然生态过程的永久性地域景观。国土资源部在新的国土规划指导方针里采用了他提倡的“反规划”、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理念。“如今，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被写入了十八大报告。”俞孔坚带着几分兴奋地说。

　　“如果说‘改变中国城市现状，再造秀美山川’的目标是一座大山，你觉得现在爬到哪了？”本刊记者问俞孔坚。

　　“到了半山腰，离高峰还远。可以有歇脚的地方，能够看到更远，而且是个缓坡地带，不用担心再被打压掉、掩盖掉。”他笑着说。

 

 

 

　　大脚的革命

　　俞孔坚激情洋溢地给自己的学术活动和设计实践打上某种“革命”的烙印。在公开演讲中，他甚至拿出印有毛泽东的大幅海报，宣布景观设计要回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在宽敞的多功能厅中，面对台下被他鼓动得群情激昂的观众，他时常有一种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在街头宣扬“白话文”革命的感觉。

　　“从营造景观入手，建立国土生态安全格局，把自然的大脚从钢筋水泥的‘裹脚布’里解放出来。”俞孔坚说：“大脚革命实际包含社会学的含义，包含美学的价值观，还包含我们的技术途径、专业理想、城市理想。它是一个科学民主社会的价值观，一个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一个成长进步的东西。”

　　从1997年到2013年，16年间，俞孔坚从“逆风”逐渐到“顺流”。初创时只有3个人的“土人景观”，如今已成为600多人的庞大团队，正在给全国1/3、也就是200多个城市作“反规划”。景观设计学也从每年只有两三个研究生变成了全国有184个类似学位点的显学。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让我们再次回到2001年，俞孔坚走向成功的起点。那一年，他说服了中山市政府将破旧的厂房和那段锈迹斑斑的铁轨留下，在那片荒野之上，种上他喜爱的野草。

　　在他为这个公园写下的手记中，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讴歌足下文化和野草之美，这也是他所有作品中不断重复、不断强调的诗意的灵魂。

　　他写道：“我们习惯于把眼光投向城市与场地的久远历史——百年、千年、甚至万年……而本设计所要体现的是脚下的文化——日常的文化、作为生活和作为城市记忆、哪怕是昨天的记忆的历史文化。

　　“我们习惯于追求园艺之美、几何之美，或古典式的小桥流水之诗情画意……而本设计所要表现的美是野草之美，平常之美，那些被遗忘、被鄙视、被践踏的自然之物的美。“野草不自美，因人、因设计而美。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用水生、湿生、旱生乡土植物——那些被人们践踏、鄙视的野草，来传达新时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并以此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尊重，培育环境伦理。”

　　在岐江公园中，最引人注目的雕塑是一个造型简洁的红盒子，由再生钢板制作，并被刷成红色。俞孔坚说，这个盒子保留了当年工人宿舍的形状和尺度，是记忆的载体。在红盒子边，有一段俞孔坚设计的解释文字，其中，他引用了一句列宁的格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似乎喻示着，他不会忘记中国文化植根于农耕文明，也不会忘记被城市化浪潮抹去的那片引他着迷、又令他恐惧的童年的松林。  

 

（本报道未署名图片由俞孔坚提供）